“我像是一场巨大游戏的旁观者” 伦敦周记

天气有点干热,尤其是太阳直晒的时候,这个以雨雾著称的都市,据说已经两三个月不下雨了。英国人都说自己热得发疯,因为这个国家95%的民房都没有装空调。

比起上海40度的炙烤,这种热其实相当可疑,当太阳撤去,伦敦的风会莫名地从各处起来,穿透到你的身体。

在伦敦我时常不知道如何穿衣服。太阳下的炽热,商场和超市空调里的寒冷,以及户外天气的随时变化,就如同这座城市的错落景致。摩天大楼旁,有古老的桥洞,上面喷满涂鸦,旁边可能还有低矮的民房。除开最市中心那一圈皇家建筑,伦敦一区以外的城市建设在我看来并无太多规划可言。这也使穿堂风到处都是。

但是在西伦敦White City这一带,轰隆隆的基建让我想起上海。BBC把旁边之前的一个低矮居民区移走了,在建新的大楼,很多新的办公室也在破土动工。我的阳台望出去多了很多高耸入云的大吊车。空气变得不那么好,噪音污染也很大。大概这些高楼建成之后,热岛效应形成,伦敦也不会有那么多穿堂风了。

越来越多的新楼在伦敦建起来了,这是从1908奥运会举办地改建而成的BBC办公楼

“英镑变得便宜了,大家觉得英国的经济发展还是可以信赖的。所以基础投资不少。Tik Tok在这边发展得也不错。”坐在伦敦旧证券交易所二楼的办公室里,一位律师对我这样说。去年八月,他和团队搬进了这座由中国企业买下的办公室。

也差不多从那个时候,英国取消了大部分的新冠限制措施。生活在不确定中慢慢回到一种表明的正常,尽管去年底奥密克戎的袭击,使病例数远超之前,但限制措施也没有再回来。新冠预防成了一种个人判断和自求多福的行为,每个人只需为自己负责。

对每一个出境的中国人来说,这像是一场持续的未知冒险。在希斯罗机场,全家搬运十几个箱子的时候,没有空调的旧航站楼太过闷热,口罩已经变成难以忍受的黏糊状物体,想要罩住身体的气孔。看着旁边欢天喜地没戴口罩的各国人士,你很难会不想把它拿掉。

第二天,我们在Westfield商场门口的日本食品店露天桌子上,和从加拿大过来的K聊天。K是我们在上海时的工作伙伴,新冠爆发之前回到加拿大。现在他正在环游世界。我们谈起上海,他惊讶于他身边不同的朋友对上海现状不同的看法。

“我从五年前投资了比特币。因为各国政府可以无休止地印钞票。但是比特币只控制在2100万的总量。”他说。

在他的眼里,加拿大,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都在衰退。人们只能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这乱世中找到一席偏安。

饭后,他邀请我们去旁边的酒吧看球。周日的下午,英超联赛正如火如荼,切尔西打热刺,两支伦敦的球队火拼,酒吧里两方的球迷都有。

身体的记忆,还停留在国内午夜看球的习惯。但在这里,足球是周末狂野一些的下午茶,可以伴随着酒精。每个人可以大声欢呼,可以和陌生人拥抱,可以故作深沉地分析战术,它也是一种酒神文化,难得把社会里很多人对立但却其实统一起来。

如果进入酒吧,还戴上口罩你就是一个怪物。心里作战了一下,还是在那两个小时里享受了英国的足球文化。酒吧的设置很奇怪,很多桌子是面对面的会谈桌,但是桌子两边的客人是望向不同方向的电视。我看向他们身后墙上的大屏幕,他们看向我身后的,然后我们还能进行一番交流。这一桌是支持热刺比较多的。

除了第一天和朋友会面,我仍然挣扎于巨大的打开和归置行李的任务,以及远程处理国内的工作事务的汪洋中。

三明治的微信公号还要日更,很多项目还在同时进行。每天早上6点我会醒来,这是一天精神最好的时刻,但好像也像非洲大草原上被唤醒的羚羊一样,感觉到一大堆任务的追杀。毕竟国内那边的一天都过了大半。

我还在学习如何克服被动感,别只光顾完成别人的期待,还要建立起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节奏。可是在孩子还未开学的时候,这样的时间分配是极其挑战的。最宝贵的早上,孩子未起床之前的几个小时,我和小创分配一个人到楼下的会所,像学生上自习一样地工作,带上水杯和干粮,另一个人在房间边工作等待孩子的起床。

很难说哪个工作环境更好。会所的Wifi, 处于某种“安全原因”, block了中国的微信、石墨、QQ邮箱等等应用,只有飞书还算流畅,微信电脑客户端也侥幸逃过防火墙。世界的墙都在不断变高。一些应用不得不用自己的手机流量打开,可是这次特别明显地感觉到,英国的手机移动信号真差啊。稍微进一个商场或者室内,信号往往只变成一两格,或者完全没有。

在一个追求快速和效率的国度,手机信号充足是标配,我们也习惯了,不过我们可能忽略了整个城市布满了多少5G信号塔。而在伦敦,手机信号的时断时续有时让人烦恼,却也提醒自己,不要什么时候都需要手机。

另一方面,我又提醒着自己,如何建立起新的和世界的对话方式。会所的工作人员对待任何一个初来乍到的新客人,他们的口气里是有热情和照顾的,尽管你可以说这是英国人的虚伪礼貌,但是这样的礼貌也让人感觉到被欢迎了,被认真对待了。什么时候,我们的生活只剩下直接、效率和阶层之间相互打量?

在伦敦,我就是一个Nobody。 我将自己从国内庞大的社会构建系统中释放出来,我不是什么创始人,不是什么中产家庭家长,我就是一个谁也不认识我的陌生人,带着非主流的肤色,有口音的语调,闻着街头来源可疑的各种气味,暗中观察。我感觉自己像是一场巨大游戏的旁观者,不管是在伦敦,还是上海。

离开一个系统,又会进入新的系统。个体在这个时代,如何寻找系统的缝隙? 这几乎是我们这代人唯一的指望了。“初极狭,才通人”,这是每个桃花源的入口状态。

在下午,我会陪女儿果然继续探索街区,重新去看看我们两年前在这里居住时无比熟悉的周边。我们到了BBC后面的游乐场。出乎意料,儿童游乐设施变旧了,蹦床都停用了。一群小孩子无忧无虑地自己玩,他们的家长坐在旁边的板凳上休息。

在一个有些高的滑滑梯,两年前果然已经差不多可以手脚并用勉强爬上那块攀岩板,现在她站在前面踌躇。两年没来,她已经不是那个一见到游乐园就撒野的小女孩了。她或许在掂量这件过于花体力的事值不值得做,也或许因为未必干净的把手和整个游乐场散发的草根气息让她还没有找到舒服的心理状态。

Let me show you! 一个穿着蓝色运动服,高果然一头的男孩说。他向那块攀岩板奔过去,脚手并用,三下两除二就上了高处。又来了一个小女孩,想模仿男孩的做法,但是她失败了。这就给了果然不想尝试的借口。

我怀疑上海过于城市化的生活,让她失去了身体和运动器具之间接触的感觉了。也或许只是她长大了两岁,兴趣转移了?你很难相信伦敦这样的国际都市里面,其实很多孩子活得像我们八九十年代的小城市一样。他们在同一个街区,相互结伴,放学后在某个场地里撒野,身体弄得脏脏的。尽管伦敦也有精英化的家庭,但是普罗大众至少可以在街区里放养他们的孩子,也有很多的公共儿童设施和社区图书馆。上海发展很快,高楼很多,但又过于秩序,没有让孩子们透气撒欢的空间了,以至于永嘉路上那个小小的口袋公园,都成为典范。

我很难说明自己这一年会在伦敦做些什么。我只想做一些别人没做过的事。比如在伦敦和英国组织更多的中文非虚构写作工作坊,组织成人和儿童的读书会,甚至策划在博物馆里的展览、出版刊物,同时观察、传递世界另一面的信息。越来越多的中国朋友来到伦敦和欧洲,我们需要在这里有一个新的shelter,无论是物理上还是精神意义上的。

三明治“555 Project”自2021年1月推出以来,在“在地”领域呈现了近两年上海街区发展的生态,并连接了很多在地的创作力量。现在,我们正推动555 Project走向全国,共创更多在地项目。由此,我们想到设立一个“555 Project在地创作”支持计划,给在地创造上有需要的朋友帮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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